清官被诬告，埋下复仇隐患
清廉正直的雟州都督张审素被部下陈綦仁诬奏“冒战级、私佣兵”，玄宗派监察御史杨汪去调查。半道上，陈綦仁进一步诬告张审素与属下军官董堂礼合谋造反。
于是，杨汪先将张审素关押起来，身为武官的董堂礼愤而杀了陈綦仁，又以兵七百包围杨汪，胁迫杨汪为张审素雪冤。很快，周边军队赶到，杀了董堂礼，杨汪得以脱身，奏称张审素谋反。
依《唐律》，犯谋反罪，张审素被处斩，两个儿子因未成年，流徙岭南。几年后，两人逃回洛阳，隐姓埋名，藏匿市中。一天夜里，两人截击砍死了杨汪。
案件引发舆论热议，
张九龄裴耀卿也为此争论不休
此案轰动洛阳，引发当时舆论热潮，有人同情张氏兄弟，认为他们年纪虽幼小，却能为父报仇，堪称孝烈。
依照唐代的死刑复核程序，死刑重案，须报朝廷，由中书省、门下省五品以上官员及尚书省“九卿”集议，讨论案情，以决定是否执行死刑。中书令张九龄称其“孝烈”，应宽恕，而侍中裴耀卿坚持“国法不可纵报仇”。
面对舆论，唐玄宗的考量
玄宗支持后者意见，对张九龄说：
“复仇虽在礼法上是被允许的，但杀人者死在法律上也有规定。孝子为父报仇的情感是义不顾命，可国家制定法律，哪能容此。处死张氏兄弟可成其复仇之志，赦免他们则有亏律格之条。
凡为人之子，谁不愿意做孝子？若表彰他们复仇的行为，今后各家都相互仇杀，没有竟时。”
玄宗遂决定采用裴耀卿之议。但是其他议者仍认为张氏兄弟冤枉，民间舆论也多同情张氏兄弟，不服死刑判决。
为平息舆论的喧哗，玄宗特下一敕：
“张氏兄弟共同杀人，法庭审问，其供认不讳。判处他们死刑，法律有正式条文规定。今日听闻百姓颇有异议，同情他们为父报仇的行为，并认为此案原先对张审素的判决就有冤滥之处，方才导致今日孝子的复仇之举。
但国家制定法律，目的在于经久适用，出发点是救济百姓，期望禁止相互的仇杀。如各自都申言自己是履行孝子之志，那遇事谁都不愿让人说自己不孝，辗转相继，相互仇杀就会没完没了。
皋陶作为公正的法官，其判案是法在必行；孝子如同曾参，若杀人也罪在不恕。若不能公开执行，就由河南府负责决杀。”
兄弟俩死后，士庶皆伤愍之，为他们写作哀诔，张贴于衢路。市人集资敛钱，于死所造义井，并葬兄弟俩于北邙山。
又恐杨汪家人报复挖掘，并做疑冢数处，让旁人无法找到，可见其为时人所伤愍。朝廷对此也没有干预。
该案有何历史意义？
本案从基本案情、处理经过到处理结果，展示在我们面前的俨然是一幅法、礼、情相互交融的历史画卷。
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中国历史上对复仇的看法，总的来说，儒家允许复仇，法家禁止复仇，民间盛行复仇，舆论肯定复仇，而官府摇摆不定。可以说本案既让我们看到了今天司法的进步，也看到了与过去相比的不足。所谓进步就是刑事责任年龄问题。
今天看，13岁、11岁的未成年人，别说判死刑，连司法程序都不能进入，因为不构成犯罪，这是进步。
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，
唐玄宗的做法值得肯定
面对舆论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应慎重对待。玄宗对张九龄说的这一段话，是最具智慧、最权威的释法析理。玄宗积极应对舆情的方法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。
玄宗站在治理国家的角度看待法律，就是要依法治国，才能避免社会动乱，避免相互复仇。玄宗以最具权威者同时也是最高司法裁决者名义作出说明，披露案件事实，对舆论质疑作出正面回应，从现实法律依据、历史模范（皋陶决狱）、社会效果等方面说明判决的正当性，指出不这么判的话将会导致相互仇杀没完没了的社会后果。
最后，唐玄宗在不改变判决结果的前提下，也对舆论适当妥协，改公开执行为“由河南府负责决杀”。事后，对民间自发的哀悼活动也不予干涉，保持了官方的超然地位。玄宗以下敕令的方式来引导社会理解这么处置的价值取向，让社会更理性地评价这类案件，防止之后出现更多类似案件。
司法要赢得舆论的认同，就应积极应对舆情，不回避，不惧怕，对涉案的事实进行最权威的法律释明。需要法院在详细的事实支撑之上，作出令人信服的法律解答。面对不实舆情，更不能选择沉默，要尽早讲、持续讲、准确讲、反复讲，掌握舆论主导权。对舆论关注置若罔闻的消极态度，最终损害的一定是司法的公信力！
来源：人民法院报 作者：梅贤明
本期编辑：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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